作者      吴跃军

 
这些年，我在侗族文学研究的路上走得越久，心里就越有一种隐隐的焦虑：侗族散文去哪了？
我们的文学传统并不单薄。苗延秀、滕树嵩、袁仁琮、隆振彪、熊飞、潘年英、杨标、莫俊荣、石庆慧、杨芳兰的小说，柯原、张作为、黄钟警、杨林、姚茂椿、雄黄、蔡劲松、黄松柏的诗歌，侗枫、李苑、陆景川、姚瑶、杨仕芳的报告文学，邓敏文、杨权、吴浩、张泽忠、张人位、龙玉成、龙耀宏的民间文学整理，每一块都有拿得出手的成果。唯独散文，像一片被遗忘的坡地，零零星星长着几棵树，却始终没有成林。潘年英、龙章辉、姚茂椿、陈通宪写过一些好作品，出版过散文集；刘芝凤、杨曦、杨榴英、龙思韵、舒精华、蒲海燕等女作家也写过一些，出版过散文集，但要说有人能以稳定的频率、持续的力度，在国家级的报刊上发出侗族散文的声音——在舒维秀出现之前，我找不到第二个名字。
所以当我开始系统梳理舒维秀的散文创作时，我给自己定的问题是：不要急着说他“写得多好”，而要问清楚——他的写作，到底解决了侗族散文的哪些结构性问题？
今天借“侗情时代”这个黔湘桂鄂渝五省侗乡新边地写作文学平台，我想把这段时间的思考和梳理，如实地说一说。把舒维秀的这几十篇散文，当一个活的东西来读。

一、一个不可复制的写作位置

舒维秀是谁？
湖南新晃人，侗族。当过乡镇党委书记，干过县审计局局长。生在侗寨，长在侗乡，母语是侗语。这样的人，在基层干部队伍里不少；但这样的人，同时以每年四五篇的频率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民族文学》上发表散文——那就屈指可数了。
我把他这个位置叫作“体制内文化持有者”。这个词有点绕，但意思很清楚：他不是学院派知识分子，不会用人类学的眼光“俯看”侗乡；他不是民间文艺工作者，不会只满足于记录和整理；他更不是外来的采风者，不会掉进“风情猎奇”的陷阱。他是侗族文化的天然承载者，同时又长期担任基层领导职务，对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、人情网络、治理逻辑，有着切身的理解。
这个位置，在侗族散文史上是全新的。
我把这种写作状态概括为“双重在场”——舒维秀的散文，始终同时携带着两套认知框架：一套来自侗族传统的价值体系，互助、敬天、守约、重情；另一套来自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话语体系，脱贫攻坚、生态文明、乡村振兴。这两套框架不是简单的拼贴，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，而是在具体的叙事中实现了有机的咬合。

二、"遇见"栏目里的马蹄声

2021年11月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"遇见"栏目，舒维秀第一篇《乡间马蹄声》出来。
写一个退休干警杨日忠，赶着马帮，在新晃的山路上"嗒嗒"地走，给乡亲们免费驮稻谷。一千八百字，标准的"遇见"体例：场景—事迹—升华，三段式，收尾要"正能量"。但舒维秀高明的地方，是他在"升华"那一下没用力——他没有把杨日忠拔成一个"先进典型"，而是让马蹄声自己说话。你读着读着会发现，这个退休老警干的这事，骨子里就是侗族款约里"义务互助"那一套。款组织里，哪家插秧、哪家起屋、哪家办丧，全村出工，不计报酬——杨日忠的马帮，不过是款的现代变体。
妙在舒维秀没点破。他让马蹄声自己"嗒嗒"地穿过山间公路，让你自己咂摸出那层文化连续性。这就是吴跃军说的"双重在场"：侗族传统的互助伦理，和当代"脱贫攻坚志愿服务"的话语，在他笔下不是两张皮，是咬在一起的。
"遇见"栏目后来还发了他的《小城暖心人》（写老年服务协会会长黄献琼，2022年6月）、《小村医生》（写波洲镇柳寨村退休乡医吴玉华，2023年3月）——三篇"遇见"读下来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：主角都是舒维秀当乡镇书记、当局长那些年里反复打交道的熟人。吴玉华是他跑村医工作认识的，黄献琼是县里老年协会的"钉子户"。这不是采访三天能挖出来的素材，是几十年在基层泡出来的。
这也正是"体制内文化持有者"这个位置最没法复制的地方——他写人物，不用先做"田野进入"，因为他本来就在田野里。

三、物证书写：把北侗重新写入文学版图

侗族文学的地理版图，长期以来是失衡的。
南边——贵州黎平、从江、榕江，广西三江、龙胜，湖南通道——因为保存了更完整的鼓楼建筑群、大歌传统和款组织，成了侗族文化书写的“标准图景”。而北边——湖南新晃、芷江，贵州天柱、三穗、剑河——由于历史上与汉文化的深度交融，侗语使用率下降较早，文化形态趋于“融合型”，在文学书写中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。
舒维秀的散文，对这个失衡做了系统性的修复。
他不是通过强化“侗族特征”来争取文学合法性——那样反而容易陷入刻板印象。他找到了一条更踏实的路：用物证说话。他写指路碑与花阶路（《指向大路朝天》），那是湘黔交界地带特有的军事驿道与商道遗迹，是北部侗区“行善积德”伦理的物质载体；他写㵲水河上的桥史（《桥通新晃城》），从浮桥、钢架桥到风雨桥、高铁桥，桥的材质与形态的更替，折射的是北部侗区水陆交通文明的演进逻辑；他写凉伞豆腐、社饭、黑油茶（《湘西的凉伞豆腐》《尝新节》），构建了一套区别于南部侗区的味觉记忆系统。
每一篇散文，都是一件“文化标本”的文学化处理。它有精确的地理坐标——界牌坳、皂溪河、龙溪口；有可量化的事实——5354株古树、140块指路碑、10公里5座桥。这使得舒维秀的散文兼具文学感染力与文化档案价值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舒维秀的物证书写不是静态的“文化橱窗”，而是动态的“空间叙事”。他擅长将物证置于时间流变之中，使静态的器物获得历史的纵深感。《桥通新晃城》从1980年代的浮桥写到当下的高铁桥，桥的材质与形态的更替，同时也是侗乡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缩影。《指向大路朝天》中，乾隆年间的花阶路卵石与当代水泥路的并置，暗示着道德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与断裂。这种“物证+时间”的叙事结构，使地方性知识不再是民俗学意义上的“遗产”，而成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变迁的有效入口。
我认为，这是舒维秀对侗族散文最独特的贡献之一。他用自己的笔，把北侗这片长期被遮蔽的土地，重新写入了侗族文学的版图。
如果只看《人民日报》正刊，容易以为舒维秀只会写"遇见"体的人物小品。但把海外版和《光明日报》摊开看，另一套脉络就显出来了——我称之为"物证书写"。
海外版2021年12月8日那篇《桥通新晃城》，写㵲水河上新晃城段的桥：浮桥、钢架桥、风雨桥、高铁桥，一座一座数过去。表面是"桥史"，底下是侗乡从封闭到开放的缩微史。这篇和后来《光明日报》的《守田水》《交秋》《坐雪》可以归成一组——我私下叫它"农事—风物"序列，写的是北部侗区（新晃这一带）和南部侗区不太一样的那套生活节奏：交秋、坐雪、守田水，这些都是稻作侗乡的节气密码，南方鼓楼大歌叙事里不常见，但新晃这边是真这么过的。
最有"物证味"的几篇，其实是被我重点拎出来的那些：《指向大路朝天》里的乾隆年间花阶路与指路碑（新晃全县140块，这是个可核查的数），《湘西的凉伞豆腐》里的豆腐世家，《尝新节》里的侗藏红米（这篇发在《民族文学》2022年第2期，四千多字，是舒维秀少有的放开了写的长篇）。凉伞豆腐、社饭、黑油茶——这套味觉谱系，和南部侗的酸鱼酸肉不是一回事，是北侗和黔东交界这一带的独一份。
侗族文学地理长期"南重北轻"，黎平、三江、从江的鼓楼大歌是"标准图景"，新晃、芷江、天柱这一路"融合型"北侗是被遮蔽的。舒维秀的物证书写，本质上是在做"文学地理修复"——他不是靠喊"我也是侗族"来争合法性，是靠这一条一条的物证链：指路碑、㵲水桥、凉伞豆腐、花阶路、龙脑樟、皂溪河的渔……把北侗这块拼图，一块一块填回去。
填得最狠的一篇，是2025年9月10日发在《芙蓉》增刊的《皂溪河的渔和鱼》，四千二百多字。这是舒维秀少数几篇真正"放开写"的中篇散文，不是报章千字文的路子，有河有鱼有人，有时间纵深。读这篇你会觉得，舒维秀才不完全是"报刊体作家"，他也能沉下来，把一条河写厚。

四、一条贯穿三十年的生态线索

舒维秀的生态关怀，不是近年来的“热点跟风”，而是一条贯穿其整个写作生涯的稳定线索。
1994年7月5日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《今日谈》栏目发表《画眉鸟岂能如此开发》，批评当时滥捕野生画眉鸟的商业行为。那时候他大概三十出头，还是一个基层青年干部。三十一年后的2025年11月24日，他在同一份报纸的“大地”副刊发表《鸟儿贵姓》，记述一只因撞玻璃而昏迷的红喉歌鸲。两个文本相隔三十一年，但内在的精神指向高度一致：对生命的敬畏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慎反思。
这种持续性本身就具有文学史意义。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中，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常常面临“真实性”的质疑——究竟是源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，还是对主流生态话语的策略性迎合？舒维秀的案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：其生态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侗族传统中的“万物有灵”观念与“古树崇拜”禁忌，而后在现代生态保护话语中得到理性化表述。二者之间的张力与融合，构成了其生态书写的独特质感。
我在论文中曾经分析过，舒维秀的生态散文通常包含三个相互嵌套的层次：最底层是侗族传统的禁忌系统——“坳上的树子莫砍”“古树有灵”；中间层是社区自治的伦理规范——寨老调解、宗族规约；最外层是现代生态管理制度——林长制、自然保护区、古树挂牌保护。这三个层次在他的文本中不是递进的线性关系，而是共时性的叠合关系。
以《侗乡古树缘何多》（红网2021年11月1日）为例，该文详细记录了新晃全县5354株百年以上古树的分布状况，并追溯了其得以保存的历史原因：既有侗族传统禁忌的约束力，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林业政策的保护作用，更有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保障。这种多层因果的叙事方式，避免了生态散文常见的两种极端——要么浪漫化地歌颂“原住民智慧”，要么机械地复述政策文件。它呈现的是一种复杂的、真实的文化生态：传统与现代、禁忌与制度、信仰与科学，在侗乡的古树下共存、博弈与协商。
这种“在地性”的生态书写范式，我认为可以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学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。

五、贡献与局限：一个诚实的评估

说了这么多长处，也该说说局限。
舒维秀的散文，语言上基本遵循标准的现代汉语规范。相比于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汉语与彝语之间的语言间性探索，相比于藏族作家阿来在汉语写作中保留的藏语思维痕迹，舒维秀的散文语言显得“安全”了一些。侗语的音韵节奏、语法习惯，尚未在文本层面实现有效的转化。这不能苛求——毕竟他的主要发表阵地是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这样的国家级报刊，语言的“可沟通性”是第一位的。但作为侗族散文的探索者，这个课题终究是需要面对的。
另一个局限是主体性深度的有限开掘。舒维秀的散文多为“向外观察型”，较少涉及“向内解剖型”的自我叩问。叙事者的主体形象相对稳定，缺少更具张力的内心冲突与精神裂变。这可能和他的职业背景有关——一个长期担任基层领导干部的人，习惯了把目光投向他人和工作，而不太习惯于把自己作为剖析的对象。但散文这种文体，恰恰需要在“向外看”和“向内看”之间找到平衡。
还有一点，是他的部分作品受制于报刊体的结构惯性。“遇见”栏目的定制稿件，大多呈现出“场景—事迹—升华”的三段式结构，结尾的“正能量”收束有时过于整齐，削弱了文本的开放性与留白空间。
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舒维秀自己正在努力挣脱这些限制。2025年9月在《芙蓉》增刊发表的《皂溪河的渔和鱼》，四千二百多字，已经不是千字报章的路数，有河有鱼有人，有时间纵深；2026年2月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的《何人于此书“燕然”》，五千一百字，从湘黔边地一路追到北方大漠的燕然山刻石，已是文化随笔的格局。这说明，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成长的。
这些局限，与其说是舒维秀个人的缺陷，不如说是当代少数民族散文面临的普遍困境：如何在保持“可沟通性”（被主流文坛接受）的同时，不牺牲“差异性”（民族文化的独特表达）？如何在承担“见证者”使命的同时，不放弃“探索者”的野心？这些问题，是舒维秀留给后来者的未完成课题。

六、结语：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起点

回过头来看，舒维秀的散文创作，其意义不在于开创了一种惊世骇俗的美学风格，而在于以一种踏实、坚韧、持续的方式，解决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：侗族散文应该由谁、以什么姿态、在什么场域中被书写？
他给出的答案是新边地写作模式：由一个扎根侗乡的基层干部，以“双重在场”的视角，在国家主流报刊的平台上，讲述侗族价值观如何在当代生活中继续运行。
这个答案未必是唯一的，但无疑是一个富有启示性的方案。截至2026年2月，舒维秀已在省级以上各类报刊发表散文三十余篇，其中《人民日报》正刊加海外版十二篇，《光明日报》四篇，《民族文学》《文艺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散文选刊》《芙蓉》等均有斩获。这个发表密度和传播能见度，在当代侗族散文领域具有指标性意义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写作修复了侗族文学地理的结构性失衡，为北侗新晃这片“新边地”建立了文学意义上的存在感；他将侗族传统生态禁忌与现代生态散文话语相嫁接的实践，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学提供了“在地性”的书写样本；他的“物证书写”方法论，也为后来的侗族散文写作者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。
我不是说舒维秀的散文已经完美无缺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局限，我才更加珍视他的贡献——在一个长期“缺位”的领域里，有人愿意站出来，以如此踏实的方式，一篇一篇地写，一寸一寸地推进，这件事本身，就已经值得被记住。
对于正在寻找自身位置的当代侗族散文而言，舒维秀的实践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参照：它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起点。
我期待更多的后来者，能从他的肩膀上，看得更远。
 
 
作者简介：
吴跃军，笔名亚高原、水光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湖南省作家协会、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、湖南省散文学会、湖南省诗歌学会、长沙市作家协会、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会员，中华民族全书《中国侗族》学术顾问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委员。部分书籍及书评、散文、诗歌获奖，有书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、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史馆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馆、新晃档案馆、扶罗镇中小学水光智慧图书室等图书馆收藏。出版编著有《粟裕大将：侗族人民的好儿子》《星星鼓楼》《水光诗选》《侗族诗选》《思金米：怀念粟裕诗选》《苍松劲草》《粟裕之谜》《粟裕：血与火的交响》《众山集——水光文艺评论选》《最美湘西人——柯原与沈从文》《伏龙吟——粟裕学研究笔记》《侗族文明70年（1949-2019）》《侗族通史》《侗族通览新编》《湖北侗族》《粟裕学研究》等30多本。

中国访谈网责任编辑晨光  张国军